钓鱼岛撞船事件中国船长受访 称曾遭日方棍打脚踢

去年9月驾驶渔船闽晋渔5179与日本舰艇发生碰撞、引发中日危机的船长詹其雄，首度接受香港媒体明报访问，踢爆日方的录像隐瞒打人的事实。并透露，是中国领事馆官员的一句话，让他决定不顾一切豁出去。
詹其雄接受明报访问，他回忆撞船事件的整个经过，去年9月7日他驾驶渔船闽晋渔5179进入中日有领土纠纷的钓鱼岛海域捕鱼，与追截它的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发生碰撞，
日方用高压水炮射击渔船及驾驶舱，期间他采用S形航道向台湾方向逃避追截，但日本舰艇紧追不放，并渔船航行之时登船突袭，“总共五、六个人，突然跳上船尾”，对他施以棍打脚踢。
事件解决后詹其雄母子曾接受访问，当时詹其雄低头向母亲说没有被打，但他在明报专访中说，那是不想妈妈担心。他表示获释回国后曾住疗养院，“膝盖现在还是有点痛”。
日方曾流出45分钟撞船短片，但詹其雄说，撞船事件长达两小时，日本该把全部录像公布出来。41岁的詹其雄自称只是目不识丁的渔民，在日本被拘留的期间，日方对他施以威胁判刑、禁止睡眠等招数，逼令他盖手印，承认“钓鱼台是日本的”，他都坚决不从。
期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驻福冈总领事馆派员前往冲绳县石垣岛探望他，告诉他，千万不要盖手印，国家会处理，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在被关押17天后，他获得释放。

中国人的幸福在哪里

总体上看，你觉得幸福吗？

如果你有机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你愿意变成默默无闻的农民、辛苦的工人、无忧无虑的公务员、受人尊敬的经理、设计师、公司职员、教师、家庭主妇，还是愿意继续你现在的职业？

什么会让你更加幸福？

在一个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收入水平增长了5倍的国家中，这似乎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在探索生活中最大的一个命题：金钱不一定会买来幸福感。他们越来越少问自己、问他人“今天吃了吗”这个中国传统的问候语，而是改为“你幸福吗？”

“幸福”的概念在这里还是相对陌生的，中国没有与托马斯杰佛逊相比肩的人物，他在独立宣言中把“追求幸福”奉为与生命和自由同等的权力。（或许在一首革命歌曲中有一个例外，《东方红》里有一句歌词“他（毛主席）为人民谋幸福”。）

但是突然之间，“幸福”这个词出现在所有中国政客的舌尖上。温家宝总理在新年致辞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在3月份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中，涉及幸福的话题如此之多，以至于新华社宣称：“毫无疑问，‘幸福’是两会的关键词。”

在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在收集幸福指数，争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的名号。

出生在中国的芝加哥大学教授Christopher K. Hsee说：“在中国问别人‘你幸福吗’还是感觉怪怪的，但是现在围绕幸福的讨论实在太多，感觉这个话题都变成陈词滥调了。”他被认为在中国最先开始有关幸福的研究。

中国政府怎么突然对幸福感趋炎附势起来？爱挑刺的人或许会说，经济增长放缓之后，官员们在寻找另外一个标志他们成功的指标。但是Hsee认为，幸福的概念是共产党宣传创造“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

Hsee说：“幸福是与和谐并存的概念。”

近期已经有十来个民意调查问卷，其中有一些是政府机构主办的，来测量中国人的幸福程度。调查结果并非都是领导人们所希望看到的。

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家国有网站China.com.cn针对1350人进行调查，结果是只有6％的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48％的人明确选择“不幸福”（其它两个选项是“一般”和“不确定”）。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报道了这一令人不快的结果，但文章很快就被从网络上删除。

另一项调查的结果更为当权者撞响了警钟。上个月，盖洛普公司调查各国人民对自身“福祉”的评价，中国在124个国家中排在第92位。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幸福”，这让中国几乎与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巴林处于同一级别，而这些国家民众的不满都已经以骚乱、起义的形式爆发出来。丹麦位列榜首，72％的人认为自己幸福；美国以59％位列第12位。

很多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都认为“幸福指数”是衡量传统上成功的一个补充标准。但是似乎中国对此有更加迫切的需求，因为中国变化的速度让人头晕目眩。对于那些研究什么能让人感到幸福的学者来说——学术上称此为“幸福学”，中国是研究这个领域中令人郁闷的问题的绝佳试验场所。

大家都同样很穷的时候会感到更幸福吗（中国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就是如此）？当人们有钱了，收入差距悬殊导致了不幸福感吗？

中国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建立在所谓伊斯特林悖论的基础上，这是以一位经济学家命名的理论。他在70年代写道，当人们有足够的钱来满足基本需求之后，更多的收入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大部分学术研究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中进行的。研究人员使用问卷调查、志愿者试验和计算机模拟等方式，试图了解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幸福程度有什么影响。

快速变化，即使是正面的变化，也会引发不满。研究小组的领导王芳华教授说：“人们对变化有着剧烈的反应，无论是好的变化还是坏的变化。在对幸福感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人们对新的情况很难适应。”

另一个现象也颇令中国人不安：当人们变得更富有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接受这个现实，认为自己所取得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同时满怀艳羡地期望更加富有。

王说：“很明显，人们对金钱的满意程度是相对的。如果一个人今年的薪水比去年高，他或许不会很高兴。但是如果他的薪水比朋友们高，他一定会感到幸福。”

中国的困境还在于期望常常超出现实。

中国顶尖的调查机构——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负责幸福指数研究的张辉说：“人们的期望越来越高，甚至高出他们的实际需求，人们因此而常常感到不幸福。从调查结果可以明显看出，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该机构组织的几次调查结果显示，自从2005年以来，幸福和生活质量指数都呈平稳下降的趋势。

飞涨的房地产价格是居民最不满意的因素，很多受访者认为这是腐败和社会制度不公平的问题。

在中国官方看来，如果国家无法通过改革来创造一个更加幸福的社会，那么个人就必须想办法让自己幸福。

北京市政府在上个月宣布，大学中将增加有关应对压力、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的课程。刚开始会以选修课的形式出后，但今后会变为必修课。

尽管有关幸福的理论在中国并不引人注意（张说：“现在中国有关自我发展的书基本上都在关注如何致富。”），但是人们对其所产生的兴趣越来越高。幸福学大师Tal Ben-Shahar（译者注：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与领袖心理学讲授者）的在线讲座深受欢迎。

32岁的心理学研究生刘凯文运作着一家咨询公司，他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刚起步的公司在培训人们有关幸福的艺术。

刘的公司常常与其它机构合作，他说：“这个行业在5年前刚刚出现，我们认为，你可以通过培训得到获取更高幸福感的能力。”

有关幸福的调查揭示了中国差异悬殊的现状。一些调查结果是：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幸福；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幸福，但后者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巨大，因为摆脱农民的身份是在中国成功的标志。

从职业分类来看，公务员最幸福，与企业员工相比，他们享受稳定安全的待遇。第二幸福的职业是房地产开发商。男人在41岁最幸福，女人在28岁最幸福。最不幸福的人群是40到44岁的女性。

40岁的张似乎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生活——与一位学者组成家庭，有一个11岁的儿子，有自己的住房和汽车。他把自己定为一个榜样。

张说：“像我这个年龄的女性，父母已经年迈，孩子正在经历青春期。由于我们大部分只有一个孩子，所以面临很大的压力来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女性在工作挣钱，她们担心拖累家庭。如果给自己的幸福指数评分，我或许可以得到85分，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让领导先飞”，特权先行法制受伤

　　5月8日下午，海航执飞宁波至北京HU7197次航班，原本计划18时起飞因天气原因受到空中管制而未能准时起飞，而本应后起飞的航班却因一位“重量级领导”的登机而未按“先来后到”的原则提前起飞了。乘客纷纷发难，工作人员透露，该领导拒绝换乘其他航班。5月13日，宁波栎社国际机场总经理华栋通过媒体发布致歉信。至此,“让领导先飞”事件暂告段落。

　　有人说,“让领导先飞”是民航的内部规定。但是,人们查遍文件,也没有明确规定。可见，让领导先飞并非显规则，宁波机场的做法犯规。但是，话说回来，在民航业乃至其他服务行业，类似“让领导先飞”的潜规则却不少,这就是为公众诟病的种种特权。这些特权,侵犯了公众的利益,影响了正常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实在是一个很不光彩的现象。

　　官员特权现象，根源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旧时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各级官员享受不同的待遇。新中国成立后，那种“人上人”或者“人下人”的理念被彻底否决，官员成了人民的公仆，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劳动模范被称为社会的脊梁。官员的各种待遇或者各种福利，被限制在公务活动需要范围内，公共利益和公共财产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也是我们进入历史新时期的现代理念。

　　人民群众当年拥护共产党，支持共产党，推翻腐败专制的旧政府，是为了什么?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安全和谐的新社会。党和政府推动改革开放，倡导和谐社会，自然得到群众的赞同。各级官员应该模范执行克己奉公的相关规定，任何时候，都把群众放在心里，把政策规定放在心里，把所有可能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的“特权”压缩到“仅为公务”的最小空间，处处表现出“人民公仆”的本色。这比唱唱歌，喊喊口号，表表态，做做秀不知要好多少倍，不知要让老百姓佩服多少倍!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也是文明道德社会。最需要“全身流淌着道德血液”的，恰恰是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一个官员，假如把特权视作享受，把方便和快乐建筑在普通大众的不方便和不快乐上，那么这个官员还称得上是人民的公仆吗?

　　假如特权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潜规则，各类“人物”享受不同的特权，假如特权现象得不到批评，受不到遏制，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法制社会，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教育人民要守纪律，讲文明，有道德。

互联网是一条狗——从GFW和FACEBOOK说开去

 一、互联网打破了谣言不攻自破的神话——互联网造就了谣言易守难攻的传奇。
       曾经我们认为，谣言的出现源自于信息的不公开和不流通，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已经完全失败。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谣言的“几何级”传播。在互联网信息光速流通的特性之下，谣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范围，进入千家万户。
       同样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辟谣的“不可实现性”，为了澄清一则谣言所要花费的成本和谣言本身完全不成比例。有些谣言根本无法澄清，有些谣言恐怕会成为永远的事实。

       二、传谣容易辟谣难的原因简析。        1、在法律上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就是作为指控者，负有提供充分依据的责任。作为积极的事实，比如你“指控某人做了某事”，当然应当由指控者提供依据——不然的话，你让别人证明“自己什么也没干？”。请问，没干过的事情怎么证明？——这就是所谓“消极”的事实，根本无法举证。制造谣言指控他人是不需要证据的，不需要成本的，也是不需要负责的。而当被指控的人需要辟谣时，往往发现自己根本无从举证。
        2、人类接受信息的习惯性特征。人们对于媒体传播的，和自己无关的信息，往往具有“一次性接受”的习惯。人们往往习惯于了解，今天发生了某事。而对于其真假、有无相对应的信息少有人关心。这给谣言的一次性传播提供了方便，而当辟谣信息出来时，人们已经没有兴趣去查看了。
        这不是人们的智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问题，而是接受信息的习惯——以及有没有兴趣和时间、精力在某一个问题上认真思考的问题。        3、互联网以信息的传播作为其生命力的标志，如果信息不再流通，互联网也就失去的存在的价值。因此，“传播”就是互联网的利益——包括谣言的传播在内。

       三、互联网是一条狗。
       美国人利用互联网，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和国家实力足以控制互联网。美国人绝对不会用行政手段去做这样的事情，它的技术力量和法律足以解决任何问题。美国关于互联网的立法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互联网信息法律体系。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条狗。
       你利用它，赞美它，要求所有人无条件在让它进出各家的住宅，那是因为这条狗能为你所控制、为你所用，你的实力能够掌握这条狗。
       反之，如果是这条是别人家的狗，不能为你所控制，你还会愿意让它自由出入自己家的住宅吗？
       如果将中国和美国的位置互换，从美国现在所设立的互联网法律来看，美国届时又会如何去做呢？

       为什么别人能用的那些社交网站我们不能用？是啊，如果不是有那么些的人利用这些社交工具做煽动颠覆的事情，又怎会有今天的局面？如果人们都在“正常”的使用这些社交工具，把它当作纯粹的信息流通、发表个人意见的平台，又哪里需要用这些手段去管理？国内的网站上，批评、谩骂政府甚至要“革命”的声音不也很多吗？不是照样流通吗？
       如果某些人不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本没有必要去这样管理互联网。但遗憾的是，我们身处某些人故意制造出来的“洪水”之中，难道不修堤坝任凭洪水把房子冲走？

忆当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岁月 雪域高原上的英雄传奇

急速出征－－解放和保卫西藏，粉碎分裂阴谋，１８军进军西藏肩负着前所未有的重任

        “解放军进军西藏，决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一个政治宣言，是一次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决策。”

        １８军进藏的亲历者，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阴法唐，如今已是８９岁的老人。当他在北京向我们讲述６０年前的这段往事时，清晰得犹如就在昨天。

        “关于进军西藏，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一直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看到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就在西藏加快搞‘西藏独立’的各种活动，企图以此作为他们‘反共’和遏制新中国发展的据点。”

        老人有些激动地说；“西藏自元代起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已经７００多年，早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祖国统一、人民解放而战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岂能坐视这样的图谋？！”

        审时度势，反复思考后，毛主席在出访苏联的专列上，发回这样的电报：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紧接着又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认为西藏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进藏。这封电报，就进军西藏的具体时间、部队数量、准备工作、后勤支援等各种问题一一作出部署。
        对这封基本确定了解放军进军西藏战略的电报，阴法唐记得格外清楚，他说：“这一天，是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发电之际，已是清晨４时。”
        “这时候，我们１８军上下正为驻守川南做准备。连年征战后大家似乎有了‘松口气’的感觉，很多干部都准备结婚、安家。军政委谭冠三也被调任自贡市市委书记。”
        谁也没想到，此时１８军领导突然接到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人联名签署的特急电报：速来重庆受领新任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戎马半生的刘伯承，连用三个“非常”强调进军西藏的非同寻常。他郑重地说：我们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１８军。
        “坚决服从命令！”张国华、谭冠三用最简练的回答，代表１８军将士扛起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
        １９５０年３月初，１８军在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３６岁的军长张国华带领全体指战员宣读进军西藏誓词：“我们光荣地受领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保卫祖国边防，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伟大任务。我们坚定顽强、奋勇前进、战胜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从秋收起义开始投身革命生涯的谭冠三激情迸发：如果这次我真的为国捐躯了，请你们一定把我的骨头埋在西藏！
        半个月后，１８军从这里踏上了进军西藏的漫漫征途。阴法唐说：“我们从此与西藏的和平解放、与西藏人民的幸福安康，与新西藏的诞生和发展，紧紧连在一起，生死与共。”

2011年中国走出亚洲强国第1步

伊斯兰堡，5月21日（APP）：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巴基斯坦的要求，将会在现任的新加坡港口管理部门的协定到期后尽快接管瓜达尔港。这个消息由国防部长乔德里·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在完成了对中国的访问后，向媒体透露。
中国是一个全天候的伙伴和巴基斯坦最亲密的同盟，这可以由此次访问期间巴方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中方立即的同意而得到证明。
乔德里·穆赫塔尔称，通过与温家宝总理的会晤，他作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提出并讨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和经济问题。
他说，巴基斯坦认为阿富汗的和平和稳定是巴基斯坦和整个地区的共同目标，巴方支持一个阿富汗人自己的稳定的喀布尔政府。
他说巴方希望通过信贷方式获得4400吨级的护卫舰，同时希望中方协助训练其潜艇乘员。
国防部长进一步说，我们感激中国政府对于瓜达尔港的建设，但是如果在瓜达尔能为巴基斯坦建一个海军基地的话，我们将更加感激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同意为我国空军装备FC-20。
总理表示一旦更加具体的方案递交中方，中方愿意讨论帮助巴方修复Attabad湖和KKH路的项目，他补充说。
他说，我们在对抗恐怖主义、维持地区稳定，必须由巴方和中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在这一点上巴方希望中方向美国政府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巴基斯坦主权必须要得到尊重。中国政府承诺将协助我们消除我们发展上的所有瓶颈。

给危险驾驶罪明确量刑标准

近年来关于因醉酒驾车、飙车等行为引发的重大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但对这些行为定交通肇事罪还是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罪曾引发过很大的争论，因为这两罪在量刑上有巨大差别，后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酒驾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指出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且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该意见以行为人在肇事后有“继续驾车冲撞”的放任伤亡结果发生的行为来判断其主观上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从而对该类行为定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加大惩处力度。

　　鉴于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已经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公共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威胁，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下称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法条中所提“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即俗称“飙车”行为，这样一来，只要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醉酒驾车的行为，尽管没有犯罪后果出现，也构成犯罪，此举旨在杜绝追逐竞驶、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

　　这里要特别注意法律规定追逐竞驶行为发生的场所是“道路”而非“公路”，有人将“道路”解释为只要是供不特定人、车等使用的可通行路段均可纳入“道路”范畴。从目前的立法来看，只是将“飙车”、“醉酒”两种行为定为犯罪，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危险驾驶行为也会出现各种新情况，预计将来会有新的危险驾车行为被纳入刑法打击范围。

　　作为危险行为之一的醉酒驾驶可以通过测试设备、抽血化验来界定，有明确的适用标准，取证相对容易。当然，由于每人的酒量不同，同样一定量的酒，对张三来说可能醉了，对李四来说却远没有到醉的标准，而在认定犯罪时，不考虑个体对酒精的耐受力不同，只要经过检测，体内酒精达到法定含量，不论行为人自身醉否，均以危险驾驶罪论处。

　　同时该法条第二款还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如果由于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等行为，可依据交通肇事罪、也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来处罚,在这种情况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量刑。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实施后，将有效遏制醉酒等危险行为驾车多发、高发的态势。但司法机关在适用“危险驾驶罪”来打击犯罪过程中，对于何种情况属于“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恐怕会有争议。

　　“追逐竞驾”相是为了寻求刺激等原因开着车在道路相互追赶。但如何界定“情节恶劣”呢？飙车是动态的行为，道路上的监控设施能将飙车行为全程记录下来，供司法机关办案时判断其是否“情节恶劣”的参考吗？如果在没有监控的路段上飙车，又该如何取证呢？是否有必要对“情节恶劣”作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如将持续多长时间、多少路程、参与人次、超速程度、发生的路段、是否处于高峰期等因素作为判断“情节恶劣”的标准。如果对“情节恶劣”进一步作出明确界定，使之有一个可具操作的适用标准，将使“危险驾驶罪”发挥更大的威力。

醉驾入刑首日

１日凌晨，２５岁的内蒙古司机李俊杰醉酒驾车行至东城区朝阳门桥时，被北京公安交管局东城交通支队夜查小分队专职民警查获。经鉴定，李俊杰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１５９．６毫克，他因此成为“醉驾入刑”后北京因醉酒驾车被刑事处罚的第一人。１日上午，因涉嫌危险驾驶罪，李俊杰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上海全市交警展开严查酒后驾车行动。昨天凌晨2时许，交警在淮海路、嵩山路路口接连拦下了两辆小轿车，经酒精测试，两名车主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38mg/100ml和62mg/100ml，都已属于酒后驾驶。
凌晨0时54分许，一辆车牌为“粤A240××”的白色轿车被交警截停。司机文某脸有些微红，他连连对交警表示自己没有喝酒。交警对文某先使用吹气式酒精测试仪进行测试，测试仪显示文某属于酒后驾驶。随后交警让文某下车进行“吹波波”。文某下车后，再三对媒体表示自己没有喝酒。可酒精测试仪显示，文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25mg/100ml，属于酒后驾驶。

民工如何融入城市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到来前夕，有一条新闻引人注目。全国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共有98名农民工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其中有21人是“80后”新生代农民工，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首次获评该奖，其中大多为知识型、技术型人才。这个消息，对具有青年和农民工双重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令人振奋，也不无启发。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劳动者队伍也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先是两亿多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接着又是人数近亿的80后、90后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主体，给劳动大军增添了巨量新鲜血液，也给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新课题。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报告，新生代农民工与前辈相比，文化素质整体较高，思想观念更开放，但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在外的平均消费倾向较高。可以这么说，“拉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初“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农民工，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怀揣着不同的人生梦想。老一代的农民工基本上还是“乡土梦”，赚了钱回家盖房娶媳妇，最后还是落叶归根；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憧憬“城市梦”，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生活，扎根城市开创一片新的发展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如何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这是一个个人发展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有文化、有理想、思维活跃、适应力较强、悟性高等优点，同时也存在对自己估价太高、对岗位要求过高、能力素质与劳动力价格期待脱节等问题。但这更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最主要困难和障碍有“收入太低”、“住房问题”、“社会保障不完善”、“老人无法照料”、“子女教育问题”等。在劳动市场中，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亘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路上的障碍，有自身的不足，也有社会的弊端。一方面，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自立自强，用自己的双手奋力拉开城市之门。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瞩望青年的那样，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敏于创新，不断提高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切实掌握过硬本领，为走上社会、成就事业打下坚实基础。这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21名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以知识和技术说话，靠自身素质和不懈努力赢得了社会认可，值得所有新生代农民工和青年人学习。

　　另一方面，迫切需要通过科学发展、深化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切实保障他们的各项权益，营造公平、公正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全力为他们推开城市之门。事实证明，只有在一个开放性的发展过程和具有流动性的社会结构中，个人的奋斗，才会真正具备改变命运的力量，才会有“人人成才”的普遍可能性，而不是闪现几个成功的孤独个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一系列发展思想和政策动向，其实都从不同层面围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个时代焦点散发破冰融雪的热力。胡锦涛总书记一年内三次倡导“包容性增长”，中央和地方大力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破除户籍藩篱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管理改革深入推进，突出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改革继续深化，凭借工会和劳动法律维护农民工权益正日益成为常态……此次全总表彰新生代农民工，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国家和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重视和力挺。

　　“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这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包涵了社会如何走向进步、个人如何获得幸福的奥秘。当春天的阳光洒在每一个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通过改革开放、通过30多年勤奋努力改变了13亿人命运的国家，一定能够创造更多更精彩的发展传奇。这其中，少不了新生代农民工们从走入城市到融入城市的命运交响曲。